作为控制疫情的有效之举，不少地方采取了延迟开工等对策。随之而来的是供给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受到相应干扰，不少企业面临复产困难乃至停产减产压力。中小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下游，作为原材料或者服务提供商，歇业停产意味着将面临合同违约与经济赔偿的法律风险。不仅如此，中小企业还要同时承受房租、工资、利息等刚性支出损失，经营压力加大。
受此次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尤其是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培训等行业，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小企业的聚集领域。近年来，虽然餐饮、旅游等行业开发出了一些线上服务项目，但远未形成气候。比如，餐饮外卖收入不到企业总体营收的10%。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实体经营链条被切断无疑会影响其生存发展。
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同时还吸纳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应有效舒缓中小企业的疫情之痛。
首先，货币政策应当力求精准，以助中小企业强力抗压。一方面，在稳增长降准降息基础上，货币政策可以针对中小企业实施更低的融资成本安排，尤其是对疫情严重地区的中小企业，以及风险能力极度脆弱的初创企业，利率成本应突出差别化与特殊化；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并推出服务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产品，同时支持疫情严重地区金融机构开展更低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操作。此外，应提倡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被迫延迟复工期间所产生的利息给予一定程度减免，同时相应地给金融机构提供优惠的存准率和适度放宽宏观审慎评估的支持。
其次，财税政策应加大筹码，以助中小企业强效减压。一方面，在全面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基础上，应针对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推出特殊税收政策安排，如一定期限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同时对旅游、餐饮、影视娱乐及交通运输业的中小企业予以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贷款倾斜。另一方面，可考虑适当降低中小企业社保费率，对疫情损害严重的中小企业减半或者延迟征缴社保费，亏空部分由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合填补。同时，地方政府可针对域内疫情，及时下调和减免中小企业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并在房屋承租、水电费缴纳等方面提供补贴，同时鼓励和支持国有资产经营类企业以及私人房东对困难的中小企业减免房屋租金。
再次，保险政策应加大创新，以助力中小企业有效解压。疫情最能检验保险公司产品与服务成色，除了为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提供及时的担保支持外，保险公司还可以开发针对中小企业疫情风险的特定产品，如劳动用工保险产品，疫情服务保险产品等，特别是对疫情损害严重的中小企业，保险公司更应提供免费性保险产品供给，同时允许企业延时付缴已投保保费。另外，针对疫情期间或者疫情之后中小企业违约增多的事实，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第三方为供需双方作利益调解，并提供延期交货的保险背书。
最后，劳动政策应增强弹性，以便中小企业顺利排压。从应急的角度看，延迟开工或者复工的政策确有必要，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应交给市场，在确保工作环境安全的状态下，允许中小企业作出灵活的工时安排。对于疫情中和疫情后坚持不裁员的企业，可在社保费缴纳比例、缴纳时限上给予一定的宽许，对新增员工的中小企业，可提供一定程度返还其已缴社保费的优待。
